新中国并非在建立之后便永远祥和安宁，上世纪50年代，还有一些国民党特务与土匪勾结，横行乡里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，解放军花了很大力气才将其全部剿灭。到了80年代，社会上又开始动荡不安，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增长，党中央在研究之后决定进行一场“严打”，逆转不良风气。

让我们把世界拨回到1979年，邓公力排众议，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，大力发展非公经济，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、合并，部分营业状况不佳予以关闭。

当时国有企业吸纳了大量男女青年，这一改革，致使将近2000万人失业，流入社会中。与此同时，非公经济的发展迟缓，远远无法创造出足够多的岗位接收这批人。

与此同时，西方文化开始入侵，青年们受“美式自由”思想的影响，迫切的追求彰显“个性”，他们两两三三的聚集在一起，经常做一些违反道德与法律的事情，以表现自己敢于冲破“束缚”。这种人现在一般被称作小混混，或者社会人。

久而久之，这股风气开始蔓延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，而且他们的行为也愈加过分，已经到了严重触犯刑法的地步，例如当年轰动一时的“二王事件”。

所谓“二王”，指的是王宗坊与王宗伟两兄弟，他们是沈阳人，因为想搞点“快钱”，于1983年2月某夜混入部队医院中盗窃，结果被保卫科的民兵发现。他们恼羞成怒，居然持手枪胡乱开火，打死4人，打伤1人后逃走。

沈阳公安局立即展开追捕行动，王氏兄弟不敢久留，登上火车向南逃窜，于湖南衡阳境内被乘警发现藏有枪支，他们马上开枪制造混乱，趁机溜走。

湖南警方立即布置警力进行堵截，王氏兄弟四处躲避，期间多次与民警交火，打死打伤数名民警和无辜百姓，最终在武警部队的围剿下才被击毙。

这件事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，邓公当时已经觉得社会要治理了，便召开特别会议想听从一下其他领导人的意见。

就在此时，一件大事又发生了，邓公闻讯后，立即决定进行严打，誓要铲除危害社会的败类！这件事便是“杨得志将军的女婿遇害案”。

1983年，杨得志的二女儿杨秋华与军官结婚，两人决定去河南南阳度蜜月。这天，杨秋华在逛街的时候，被几个小混混调戏，她的丈夫很生气，就教训了小混混一顿。小混混不肯善罢甘休，居然找来一个腐坏警察为自己撑腰。这名警察的岳父是当地公安局局长，平日里素来嚣张跋扈，听闻小弟受辱，竟去找杨秋华的丈夫算账，竟将其活活打死。

邓公得知此事后，一时感到胆战心惊，这群人连国家功臣的亲属都敢动，实属无法无天！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敲定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具体事项，并指示国务院立即执行。

1983年8月25日，“严打”正式开始，全国警察联起手来，对犯罪分子重拳出击，短短几个月便摧毁数万个“帮会”、“社团”，缴获枪支弹药无数，另有将近10万人迫于压力，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，交代自己的罪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当时，有很多高干子弟与地方流氓混在一起，做出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，党中央对此绝不姑息，命令警察公事公办，处决了一大批罪大恶极之人，其中就包括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陈东平。

后来，党中央进一步将“严打”的烈度提升到战争层面，要求各地军警在三年内分阶段开展“战斗”，保证每一个阶段都能取得重大成果。

至1986年，严打正式结束，有超过170万人被公审判决，另有32万人因为未成年被投入劳教所进行素质教育。不安定因素由此被清除大半，社会重归和谐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回归正常。

“83严打”是一场针对犯罪分子的歼灭战，表明了党中央维护社会安定的决心，在如此高效、强硬的手段之下，国内治安环境迅速清朗起来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，刑罚是打击犯罪、遏制违法的有效途径之一。然而，严打期间，也发生了一些冤假错案，这无疑给执法行为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公检法部门也在随后做出了反思，并以此为戒，优化了执法的过程，减少了类似事件的发生，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、执法必严！